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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公司的创办都离不开资金。传统上创业资金的合法来源只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靠积累(比如继承遗产或者是自己多年的积蓄),第二种是靠借贷(比如从家人、亲戚和朋友那里凑钱,或者从银行抵押贷款)。如果要求创业者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创业,很多人可能会知难而退,更何况最喜欢创业的年轻人恰恰是积蓄最少的群体。从银行贷款必须要有财产可抵押,对于有房子的人来讲最值钱的就是房子,但是房子一旦抵押出去很可能赎不回来,自己便无家可归了,而且不是人人都有房子可抵押。因此,年轻人要通过这两种传统的方法获得创业资金很不容易。这样,资金就成了创业的瓶颈。在很多国家,包括几乎整个欧洲,很少能看到新的公司兴起,原因就是没有人愿意提供创业的资金。这种现象,乍一看来是微软在和大家做对。实际上,盖茨本人和其它厂商也不想把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搞得这么大。据了解,盖茨本人多次说,他过去搞得BASIC只有几十K,你们(微软工程师们)搞一个.NET就要几百兆,其中一定可以优化。当然,我们知道微软现在的.NET比二十年前的BASIC功能要强的多,但是否强了一万倍,恐怕没有人这么认为。这说明,现在软件开发人员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精打细算了。我们知道,当年的BASIC解释器是用汇编语言写成的,精炼得不能再精炼了,否则在早期的IBM-PC上根本运行不了。但是,要求软件工程师使用汇编语言编程,工作效率是极低的,而且写出的程序可读性很差,不符合软件工程的要求。今天,由于有了足够的硬件资源,软件工程师做事情更讲究自己的工作效率,程序的规范化和可读性等等。另外,由于人工成本的提高,为了节省软件工程师写程序和调程序的时间,编程的语言越来越好用,同时效率却越来越低。比如,今天的Java就比C++效率低得多,C++又比二十年前的C效率低。因此,即使是同样功能的软件,今天的比昨天的占用硬件资源多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这个超级“大哥大”重四公斤,在开阔地带通信范围一公里半,在树林中只有三百米。即使如此,那时美军的通信装备也高出其它国家一大截。从这一系列军用设备可以看出,摩托罗拉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的实力很强,它的调频技术和天线技术都是领先于世界的。同时,作为美国军方和政府部门的供应商,摩托罗拉产品的稳定性和鲁棒性(Robustness)都很好。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摩托罗拉产品的基因。至今,很多摩托罗拉的产品仍然如此。我经常看到这类报道,在一个荒郊野外出了车祸,大家都拿出手机呼救,最后只有摩托罗拉的手机能打出去。但是,很多事情是双刃剑,过分注重技术和品质使得摩托罗拉在商业上的灵活性远不如诺基亚和三星等竞争对手。欧洲杯外围赛在IT领域内部转基因尚且如此之难,从非IT领域进入IT领域更是难上加难。我们现在很好理解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始终摆脱不掉“发展汽车工业”这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了。虽然在八十年代通用汽车进入电子和通信领域后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布局,却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给自己套的紧箍咒,无法自拔。

欧洲杯外围赛铱星系统投入商业运行不到一年,1999年8月13日铱星公司就向纽约联邦法院提出了破产保护。半年后的2000年3月18日,铱星公司正式破产。铱星成了美丽的流星。66颗卫星在天上自己飞了几年,终于于2001年被一家私募基金公司(PrivateEquity)以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低价买下。不到铱星整个投资是六十亿美元的1%。作为一个与摩托罗拉无关的私营公司,铱星居然起死回生,去年实现近三亿美元的营业额和五千万的利润。(注:这里的利润是按美国会计结算方式计算出来的,盈利并不代表现金流是正数。)而对私有企业的投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收买长期盈利看好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比如投资大师巴菲特经常做的就是这件事,他很成功的案例是在美国大保险公司Geico(原名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overnmentEmployeeInsuranceCompany)快要破产时,百分之百地以超低价收购了该公司,并将其扭亏为盈,从而获得了几十倍的收益;另一种是投资到一个新的小技术公司中,将它做大上市或者被其它公司收购。后者就是风险投资的对象。十三年前,我最早上网时用的是一个2.4千波特率(Kbps)的调制解调器。两年后,我的一个同学,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东方网景的创始人送了我一个当时最新的14.4Kbps的调制解调器,我马上感觉速度快多了。由于我们今天数字电话传输率本身限制在64Kbps,因此调制解调器的传输率最多到56Kbps,所以到1995年,我的几个同事就预言用电话线上网速度超不过这个极限。如果停留在用传统的方法对调制解调器提速,确实要不了几年摩尔定理就不适用了。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出现了DSL技术,可以将电话线上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近二百倍。DSL技术虽然最早由贝尔核心实验室发表,但真正把它变为实用技术的是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查菲教授。查菲教授三十几岁就成为了IEEE的资深会员(Fellow),刚四十岁就成为了美国工程院院士。1991年,他带着自己的几个学生,办起了一家做DSL的小公司Amati。1997年,他把Amati公司以四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德州仪器(TI)。这是硅谷新技术公司典型的成功案例。在调制解调器发展的量变阶段,就不会有Amati这样的小公司出现,即使出现了,也无法和德州仪器竞争。但是,一旦调制解调器速度接近原有的极限时,能够突破这个极限的新兴公司就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

接下来到了1989年,英特尔推出了从80386到奔腾处理器的过渡产品80486,它其实是80386加一个浮点处理器80387以及缓存(Cache)。靠80486的销售,英特尔超过所有的日本半导体公司,坐上了半导体行业的头把交椅。顺便说句题外话,今天日本的股市不到1990年40%的水平,可是美国却涨了五倍。1993年,英特尔公司推出奔腾处理器。从奔腾起,英特尔公司不再以数字命名它的产品了,但是在工业界和学术界,大家仍然习惯性地把英特尔的处理器称为x86系列。电子产品主要是由CircuitCity和百思买(Bestbuy)这样的电器连锁店代销。这些店会提供一般百货店没有的对于大电器的售后服务。可是,今天PC机基本上是开机就能用,报废以前不会坏,不需要什么服务。惠普后来加强了和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以及最大的会员店Costco的合作,将惠普的PC机直接放到这两家店的货架上。在短短的几个季度内,惠普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Dell,居世界第一位。虽然目前华为的市场占有率按营业额计算只有思科的四分之一,但是前途不可限量。这不仅因为华为以比思科更快的速度发展,更重要的是华为将思科拖入了“中国制造”效应的阴影中,这是后者极不愿意的。我们在以后会专门讨论“中国制造”的效应。它基本的影响是,当一个原本只能在美欧生产的产品,经过一段时间则可以过渡到日本和韩国,进而落脚于中国。美欧公司能赚钱的时间只有从美国到中国这段时间差,以前这段时间可以长达数十年,现在只有几年。一旦一项产品可以由中国制造,那么它的利润空间就会薄到让美欧公司退出市场。现在,思科和华为的竞争就是在这种阴影笼罩下。因为华为已经可以生产和思科匹敌但是价格便宜许多的低端网络设备,因此,思科相应产品的利润已经被华为封顶。思科内部存在一个和IBM类似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毛利率相比整个行业并不低,但是扣除研发、市场和管理等费用,就成为亏损部门。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它不得不放弃这些低利润的产品。当然,思科在高端产品和新产品上的优势是华为短期内无法相比的,但是,如果一个公司只剩下高端产品,那么它就在也不能成为全行业的垄断者。欧洲杯外围赛KPCB成功投资了太阳公司、美国在线(AOL)、康柏电脑、基因科技、Google、Ebay、亚马逊(Amazon)和网景等著名公司。它投资的科技公司占Nasdaq前一百家的十分之一。KPCB投资效率之高让人膛目结舌。它最成功的投资包括:-

在硅谷,首先工作时间超长。我第一次去硅谷的IBMAlmaden研究中心时,接待我的一位科学家在陪我吃完晚饭八点多以后又回到实验室干活去了。在那之前,我刚访问过IBM在纽约的华生实验室,记得那里晚上是没有人上班的。因此,我颇为惊讶地问他,是否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必须完成。他告诉我,他几乎天天如此。虽然同样是IBM的雇员,在加州的人实际工作量顶得上美国东部两个人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加州那些小公司员工比IBM的工作时间还要长、负担还有重。这个超级“大哥大”重四公斤,在开阔地带通信范围一公里半,在树林中只有三百米。即使如此,那时美军的通信装备也高出其它国家一大截。从这一系列军用设备可以看出,摩托罗拉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的实力很强,它的调频技术和天线技术都是领先于世界的。同时,作为美国军方和政府部门的供应商,摩托罗拉产品的稳定性和鲁棒性(Robustness)都很好。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摩托罗拉产品的基因。至今,很多摩托罗拉的产品仍然如此。我经常看到这类报道,在一个荒郊野外出了车祸,大家都拿出手机呼救,最后只有摩托罗拉的手机能打出去。但是,很多事情是双刃剑,过分注重技术和品质使得摩托罗拉在商业上的灵活性远不如诺基亚和三星等竞争对手。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NSF和DARPA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有了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搜索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几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Google,在最后的提问时间,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Googl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扶植和照顾,在场的Google副总裁回答,她觉得Google作为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需要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在个人微机时代,组装甚至制造微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连我本人都攒PC机卖过。因此,二十几年来,出现了无数的微机品牌,小到中关村攒出来的自己贴牌子的兼容机,大到占世界绝大部分市场的所谓品牌机,如戴尔、惠普和联想。虽然这些计算机配置和性能大相庭径,但是它们都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系列的处理器。从这个角度讲,微机时代的领导者只有两个,软件方面的微软和硬件方面的英特尔。有人甚至把PC机行业称为英特尔/微软体制。

美国过去未曾有过贵族,今后也不会有。无论是巨富盖茨或者是年轻美貌、聪明而富有的女继承人伊万卡.特朗普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贵族。实际上贵族这个词在整个西方本身就是一个没落的词汇,虽然在东方一些人或许沉迷在贵族梦中。但是,贵族在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在地出现过。如果我们认为公司之中也有所谓的贵族,摩托罗拉无疑可以算是一个。在我们熟知的微机领域,微软无疑是老大,苹果是老二(当然,现在的苹果和斯库利时代不同了,它已经不完全是计算机公司了)。微软控制着微机的操作系统,于是几乎所有的软件硬件开发商都必须跟在微软的后面开发应用产品,因此微软的地位就相当于猴王。苹果有时能够挑战一下微软,把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一两个百分点,但是,总的来讲它在微机领域一直受微软的打压。剩下来的公司,不仅很难挑战微软的霸主地位,和苹果也差得很远,因此要么替微软赚吆喝,比如各种小的兼容机公司;要么就避开微软闷头挣自己的小钱,比如应用软件开发商Adobe、Intuit和赛门铁克等,日子也过得下去。创新是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这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都懂得的道理。很多国家都投了大量的资金建造自己类似硅谷的科技园,以鼓励创新,但鲜有成功的。主要是因为其它地方很难再复制硅谷的天时(二战后IT工业的发展)、地利(背靠斯坦福和伯克利)和人和。而这其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它就是在硅谷发展起来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这是硅谷在全世界最特殊的地方,并充分保障了创新。在生产关系中,在以科技为主的行业,生产资料的作用微乎其微,像微软和Google这样的公司,除去现金后,资产占不到市值的十分之一。那么人的作用就是关键,具体讲就是利润的分配方式和人与人的关系。科技公司的期权制保证了各级雇员除了工资以外,可以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到一杯羹。因此,他们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硅谷科技公司(包括基因科技等生物公司)在上市前,一般员工的股权可以占到公司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也就是说像Google、英特尔和思科这样规模的公司,每家都有几十亿美元的财富掌握在员工手中。员工从股票上的收益可以大于自己的工资,这就是大家拼命干活的动力。在人与人、雇员与雇主的关系上,硅谷的环境是对发挥员工创造性最有利的。公司内上下级之间虽然有等级的差异但是彼此是互相尊重的。(有些时候,一个优秀员工的级别和收入可能比他的直接上级还要高。)这样大家在一起共事就会觉得相对“舒服”一些,每个人都容易安心做好份内的事,而不是必须勾心斗角往上爬。硅谷的基因科技和Google在最近的好几年中,被评为全美国最适合工作的公司。硅谷公司对员工的约束也很宽松,一般不会阻止员工跳槽,更不会因此打官司。甚至当员工利用职务之便搞发明创造(只要不是偷技术)然后出去创业,硅谷公司(包括各研究所)也不会像美国其它地方公司追究得那么厉害的,而一般采用入股的方式做到双赢。思科创始人和斯坦福之间就是这样解决了知识产权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硅谷的主流生产关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也正是保障了硅谷的创造力长盛不衰的原因。成功的转型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比如通用电气就经常干这种事。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过程中,一个公司的根子或者说基因需要改变。而改变公司的基因和改变人的基因一样困难。我们在下一节中会介绍基因决定定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公司的基因几乎决定了它转型的失败是必然的,成功反而是偶然的。当然,这些奇迹却又总时不时地发生。

如果说基因决定性多少有些宿命论,那么人为的因素也加速了摩托罗拉的衰落。我们在介绍英特尔一章中介绍过,在科技工业发展最快的八九十年代,摩托罗拉的第三代家族领导人卡尔文三世没有能力在这个大时代中纵横捭阖,开拓疆土。摩托罗拉本来在手机、计算机处理器和数字处理器(DSP)三个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前景不可限量。但是卡尔文实在没有能力将三个庞大的部门十几万人管理好,虽然他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但是他平平庸庸。也许,在五十年前,一个只需要守成的年代他可以坐稳他的位置,但是在上个世纪末那个一个英雄辈出、拒绝平庸的年代,盖茨、乔布斯、郭士纳、格罗夫、钱伯斯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等人都在同场角逐,任何公司都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除了卡尔文,摩托罗拉的整个管理层也有责任,他们低估了摩尔定理的作用。虽然数字手机在一开始还比不上模拟手机,但这并不能说它要很长时间才能威胁模拟手机的地位。事实上,由于半导体技术按指数的速度发展,手机数字化比摩托罗拉高管们想象的时间表来得早得多,使得摩托罗拉几十年来积累的模拟技术变得无关紧要,市场的优势顿失。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依然保守着“礼贤下士”的好传统。KPCB的合伙人,包括多尔本人,经常去斯坦福大学的“投资角”参加研讨会。多尔本人对年轻的创业者保证,他一定会读这些创业者写给他的创业计划书和Email,虽然他可能没有时间一一回复。KPCB对创业者的要求和红杉风投差不多,要找KPCB的准备工作也和找红杉风投相似,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中国是KPCB在美国本土外唯一有办公室的国家,它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分部,联系地址是:欧洲杯外围赛科学技术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一次次技术革命的浪潮造就出站在它的浪尖上的成功者,埋没掉赶不上大潮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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